张冲，字淮南，又字怀南，浙江温州人。20世纪20年代初考入北京交通大学攻读俄文，后转入哈尔滨法政大学肄业。其时他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从事地下活动。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张冲与共产党人已有所接触、联系。他与当地一位白俄女子结婚，因而许多人传说张曾留学苏联，其妻为苏联籍，均非事实。其后张冲一度以“赤嫌”为东北地方当局所逮捕，东北易帜，始得出狱，1929年张冲偕妻及所生婴儿回返南京。由于他与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果夫（部长系蒋介石兼任）有过历史渊源，加之才华出众，又能说流畅俄语，为陈所器重。故1930年春，他得任该部调查科（中统前身）采访股总干事，主管情报。该科主任为徐恩曾，下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此时我任该科采访股助理干事，与张冲相处甚密。
张冲到调查科任职之翌年，即1931年春，我与张及该科干事顾建中三人共同租赁位于玄武门附近新建的一栋西式平房居住。从此，我与张的交往更为密切了。
张冲的白俄夫人体态健壮，爱修饰，好享受，略通汉语，待人接物自命不凡，确有令人敬而远之之感。以张当时的工资收入势难满足她的需求，加之张在外活动时间长，大遭她的不快。1933年幼儿夭折后，二人感情益趋恶化，终于离异，由张给予一笔钱，回哈尔滨去了。其后张与一位年轻美貌、性格文静、贤妻良母式的浙江姑娘余柳结婚。抗战爆发后，张将其妻送往湖南沅陵，1938年迁住重庆罗家湾秀野山庄，嗣以避敌机轰炸，迁往市郊歌乐山。1941年6月张患恶性疟疾，同年8月终于不起，终年39岁。遗二子一女，长子名炎、次子名义、女雪梅均幼。
张冲生活比较简朴，衣着饮食一般，从不考究，张之工资收入无多，但乐于助人，其友人和部属有所需求辄解囊相助无吝啬。张身后萧条，其遗孀及子女获得一次抚恤金，勉强度日而已。
张胸襟豁达，有时与人发生争执，甚至遭到诽谤，亦绝不耿耿于怀，常说人人都有所长和所短，不应求全责备。张对人和蔼可亲，他已离开调查科多年，甚至当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以后，对于老同事们还是如兄如弟，有说有笑。他最后几年尽管公务繁忙，有时仍与老友们聊聊中外古今之类不伤脑筋的话，有时又逗逗小孩玩，甚至一同玩皮球。
张冲为人颇有风趣。一次有位友人出差外地半载，比返家门，其妻已不辞而别，跟人逃跑了，此人大为沮丧，向张倾诉衷情。张戏言相慰：“老弟，人之一生只有一个父母，至于老婆嘛，换一换有何不好呢？”张说这番话时，我正在座。
迄1941年逝世的10年间，我与他的交往是始终不辍的。1935年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开始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联）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1941年春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7年起张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联系洽谈前后达五年时间。张逝世后周恩来副主席曾撰文悼念，给予很高评价。
一
张冲任调查科总干事后，表现积极，首先派出杨登瀛、蔡孟坚、黄凯三人分别担任上海、武汉、开封特派员，配备电台，扩大活动范围。
1930年末，由于叛徒的告密，在上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向忠发、何孟雄等共产党人，先后为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这两大案虽非调查科所主力，但张冲确曾多次往来于沪宁间参与其事，并带回有关案情材料两大册及向、何等约20人的照片。据张冲亲口对我说：“蒋介石当时原打算把向、何等解来南京处理，其后考虑到在解送途中可能被劫走或出现其他意外，才命令所属上海警备司令部就地杀害。”
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由于张学良率师入关助蒋，冯、阎宣告失败。张学良来到南京大受欢迎。1931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张学良任大会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张冲任这次会议会场总干事，并由他从调查科中挑选杨资锋、陈鋆、潘眠石、我（我当时名叫张国栋）等十人为会场干事，其任务为引导出席人就座、散发文件、传递条子以及维持会场秩序等。在会期中，张冲极为活跃，寻觅机会与出席代表频繁交谈。一次张冲手捧宣纸，向张学良请赐墨宝。张随即信手为他写了孟浩然的一首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并落了款。张冲此举用意何在，不得而知，可能是想试探张学良此时的心境吧。会议结束后，张冲得到陈果夫的嘉奖，认为任务完成得好。每一位会场干事各得奖金数十元。
1931年4月，中共中央保卫组长顾顺章在汉口被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逮捕，旋由蔡亲自解送南京。顾叛变后供出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所属机关的处所，其中包括领导人周恩来常到的地方。当即由张冲率领干事顾建中等前往上海进行搜捕。幸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当时担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赶紧通知中共中央机关迁移，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事后据张冲、顾建中对我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定能一网打尽，周恩来亦难幸免。”
调查科原设在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二楼西南角的两间办公室，是正式组织编制内的一个单位，但当时还是半公开的。1930年该科增设两个完全秘密的办公处所：一个设在中山东路紧邻中央饭店的“正元实业社”，另一个设在新街口一间电器商店楼上（秘密电台）。该科因在上海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功，进一步获得蒋介石的赏识和培植。当时张冲为了扩大组织，加强活动，建议开办特务训练班，得到陈立夫、徐恩曾采纳，旋即选定道署街（现名瞻园路）瞻园为该科的又一个完全秘密的办公处所。由于瞻园占地宽阔，环境良好，后来成为“特工总部”的所在地，抗战胜利后，中统局本部也设在该园。
二
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和陈立夫、陈果夫既是浙江湖州小同乡，又是表兄弟。他对二陈唯命是从，对部属好玩弄手段，施小惠，但求绝对服从。徐自命才智过人，其实庸碌忌才，不愿部属中有高出于己者。张冲则智慧高，个性强，是个不羁之才。这就是徐、张二人交恶的根本原因。张冲在调查科任职的几年中，出谋划策，处理问题，对上对下都获好评。但是在徐看来，他的特务头子地位有被张冲取而代之之势，因而对张严于防范，加以抑制，使其难以发挥才能。最后，张遂愤然离开调查科，转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此时，由徐恩曾一手掌握、完全秘密的中统特务组织——特工总部已经成立，徐的公开名义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同时兼任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处长。
尽管徐、张交恶，暗斗不已，但在表面上，两人之间还是客客气气的，徐在特工总部内特设一个设计委员会，聘张为主任委员。张当然知道徐的用意所在，对于特工总部的事，概不过问。设计委员会成立后，从未开过一次会，张仅挂名而已。
三
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按规定驻日本东京直属支部得选出代表一名，当时我任该支部执行委员。由该支部选出常委骆美中为代表，回国出席大会。其后骆曾亲口对我谈过在这次大会中，有关选举新一届中委的趣闻两条，我归国后，从各方面（包括徐恩曾）得到证实：
其一，该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开票后陈立夫得票最多，竟超过蒋介石一票。这时的陈立夫忧喜交集，喜的是自己在国民党内确已取得领导和支配地位；忧的是蒋介石一定不悦，必将遭到蒋的斥责。陈立夫当即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前，悄悄地叫负责监票、计票人员（这些人都是陈的亲信）从陈所得票数中减去一票，加在蒋的名下，随即公布选举结果：蒋介石得票最多，陈立夫次之。当时社会上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上述事实也可作为一个证明。
其二，这次国民党大会的代表，绝大部分属于以两陈（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CC分子。因而在国民党中地位并不算高的人，如原任调查科主任的吴保丰、叶秀峰、徐恩曾等人，甚至总干事级的骆美奂、张冲等人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出于政治原因，企图拉拢某一些不属他嫡系的军政头目获得中委席位，哪知开票揭晓，竟落了选。蒋介石大为震怒，把陈立夫痛骂一顿，并命令骆美奂、张冲等数人以“让贤”为名，将中委一席自动让出，由蒋指定的某几个人接替。张冲消息灵通，连夜搭车去上海，隐蔽起来，使人一时没能找到他，翌晨骆美奂便为蒋介石召去，当面令他“让贤”，并允诺在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定能当上中委。骆等数人出于无奈，只好遵命照办（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骆美奂果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几天后，风头过去，张冲装作不知道这回事的样子，回返南京。从此，张在政治上更为活跃。
四
张冲从事特务活动多年，然而他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却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先生们联系商洽，直至与世长辞，先后达五年。张逝世后，盖棺论定，得到毛主席、周恩来肯定的评价。张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评价并非偶然，而是有其一定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具体行动表现的。
张冲任调查科总干事期间，确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搞特务活动，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他有机会看到从各地方搜集来的情报，中共所作所为铁的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并非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杀人放火，洪水猛兽”。特别是在1935年他看到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组织联军，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吁和宣言，深受感动。1936年初我从日本回到南京时，在一次与他闲谈中，他对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怀疑，曾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从他这番话已可窥见他此时的思想感情与特务们和顽固派已经有所差异，但是他忠实于蒋介石的基本态度依然未变。
1936年中共为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目的，派出代表（姓名不详）到香港活动。后来这位代表与那时正在香港养疴、与CC头子陈立夫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中委曾养甫（后来担任过国民党交通部长）接上了头。在曾返回南京与陈立夫经过一番密商后，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再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派据认为既了解共产党又有一定外交手腕才能的张冲负责与共产党联系。西安事变后，张入陕与周恩来先生相见，为商酌两党团结和共同御侮一事，朝夕往还达三四个月。“七七”事变后，中共提供“四项诺言”的宣言稿，以及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的谈话，于9月22日和23日由南京中央通讯社发表。于是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宣告成立。从开始直至两个文件正式公布，一切经过，事极机密。但张冲始终参与其事，且曾陪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与蒋介石直接洽谈。国共达成二次合作，张冲尽了一份力，是有一份功劳的。
1931年前后，陆续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为数不少。国民党中央便在南京紫竹林设立了一个接待处（招待所），为这些留苏学生办理登记、接待和审查等事宜。张冲便是这个所的实际负责人之一。
当大批留苏学生归国之际，唯独蒋经国却被留下。约在1933年我从一期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见到蒋经国致其母毛夫人的信，表现出无限孺慕心情，对其父则表示不满和愤怒。可能是迫于环境，欲归不得，无可奈何而作的吧！1937年冬，张冲任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出使莫斯科，完成树立强援使命。张冲此行，还为蒋实现了一个多年的夙愿。张在斯大林面前，发挥其雄辩无碍之才，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将蒋经国及其苏籍夫人和一幼儿接回中国，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从而进一步获得蒋的宠信。
五
“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实行全面抗战。英美等国对于日本仍继续采取绥靖政策，对于我国的抗战，不仅不予援助，反而对日出售大量军用物资，助纣为虐。唯有苏联迅速派来大批顾问以及飞机和其他军用物资，1938年武汉上空一战，重创来犯之敌。为了接待好这些前来助战的苏籍顾问，便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一个“顾问事务处”负责接待，张冲任处长，一位姓卜的留苏学生为副处长，直至1941年张冲逝世，始由卜某接替处长职务。张冲在这几年间工作更加繁忙了，既要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领导人联系往还，成为中共与蒋介石间的桥梁（几乎每天都要到蒋的官邸去一趟，作汇报，听指示），搞好国内团结工作，同时又要做好国际团结工作，接待好苏联援华人员。他天天一早出门，至深夜才回家休息。有时半夜还被蒋的侍从室打来电话叫去。1941年3月蒋介石为提高张的政治地位，俾能更好地发挥其才干，更好地完成其所担负的任务，便委派张冲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于是张的工作更忙，竟达到忘我地步。同年6月张不幸感染恶性疟疾，他初不以为意，力疾从公。不两月，竟至不起，惜哉！
1941年8月11日张冲逝世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伯渠、叶剑英诸位先生均来电吊唁。周恩来先生且以“悼张淮南先生”为题撰文悼念，对张给予很高评价，概述五年来“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二三见，有时一地共起居，直至数次视先生病，辄蒙以两党关系为问，临末一面，犹殷殷嘱我与某先生保持联系”“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尚在，这是团结的象征。前线的血还在流，怎么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全文长约2200字，通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1941年11月9日假座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礼堂举行张冲先生追悼会，会场悬着国民党要员们送的挽联，蒋介石送的为“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此外还有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先生送的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诸位先生送的“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两先生送的挽联：“国事无双，斯人不再。九泉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两先生送的挽联为：“豺狼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以早游离。”追悼会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先后部长朱家骅、陈立夫都讲了话，此外还有周恩来先生也讲了话。
这次追悼会执事人员中有不少中统分子，我亦为其中之一。这些人尽管从事反共活动有年，却很少亲眼见到过中共领导人的风貌，所以对于周之到来颇感兴趣，争欲一睹为快。同时也有一些对于张冲几年来负担的任务以及活动实情知之甚鲜的人认为中统是共产党的死敌，对周的到来大惑不解。甚至有些人还联想到诸葛亮柴桑吊孝的故事。周先生在这次追悼会中的讲话历时约20分钟，主要说：张淮南先生以国家民族为重，努力团结共御外侮，诚不愧为国民党的忠贞党员与蒋委员长的得力干部。另外据我的记忆还说到大意如下的一段话：淮南先生出身特务，所以他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但是，他又是最了解我们共产党的人，他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击日寇侵略。所以淮南先生又是共产党最知己的朋友。几年来频繁接触，从公交建立了友谊……许多人认为共产党说话都是假的，一概不信。如果都是假话，没有人听，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岂不是白讲了。其实共产党要就不说，说出来的都是真心话。共产党也知道所说的话，有些一时还不能为多数人所理解，难以实现；有些是能够做到，而且一定要坚持的；也知道有些是可以互相研究讨论的。周先生接着又举例说：我们提出的“十点要求”（指的是1940年2月1日共产党《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笔者），事前是有了腹稿的。某几条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某几条会被拒绝，难以实现的，某几条是可以研究讨论的。我们提出的这十点要求，经过淮南先生之手，他便能加以研究，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向蒋委员长加注条陈意见，供委员长决策时参考。淮南先生作出的贡献，帮助了共产党，有利于两党团结。如今淮南先生一走，对共产党来说，失去一位知己朋友，对蒋委员长来说，失去一位得力助手，也失去了一座两党之间的桥梁……周恩来先生讲话到最后一段时，感情激动，语不成声，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大受感动。事后我曾听到徐恩曾说：“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
